唐超奇‖做一个心里有“鬼”的人,堂堂正正屹立天地之间

2020-03-05 11:26:55 来源: 人生奇谈
  患得患失是人类的天性。所谓“患”就是担心、害怕。这种对未来生老病死、酒色财气、得失进退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忧虑情绪,我们叫它“恐惧”。
 
  恐惧是个“鬼”,蜷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人这一辈子,心中不可没有这个“鬼”,否则就会百无禁忌,得意忘形,自取灭亡;但也不能被这个“鬼”所左右,否则就会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一事无成。
 
  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鬼”!它不仅塑造了人类,也塑造了人类文明。人类社会的每一点进步其实都是在一步步战胜恐惧、超越恐惧中实现的。因而,我们可以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认识恐惧、征服恐惧、驾驭恐惧的历史。
 
  古往今来,对死亡的恐惧都是人类的终极恐惧。无论是对洪水猛兽、还是对骇人听闻的恐惧,都可以归结到对自身生命安全的担忧上来。但人类要生存、国家要扩张、社会要发展,就需要人类群体富有牺牲精神。人类远古的领袖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只有大家都敢于牺牲,才会赢得群体的免于牺牲。于是,对恐惧的管理成为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最底层方略,而教化人们如何正确对待死亡也便成为恐惧管理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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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恐惧的管理和驾驭,人类经历了一个不断递进的历史进程。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菲雷迪说,人类的整个文明库存,就是一个巨大的管理恐惧的工具箱。
 
  我们的前人首先是从道德情感层面管理恐惧的。古希腊为了管理士兵对死亡的恐惧,在苏格拉底的主持下,把所有神话传说以及《荷马史诗》等作品通通审查一遍,把“地狱”“死亡”等敏感词全部从这些典籍中删除。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苏格拉底也如出一辙,让社会只听得到一种声音、看得到一种理论,以实现“眼不见为净”。
 
  这也就是通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达到信息屏蔽的目的,让人们从物理上、心理上与恐惧对象隔绝开来。中国人十分讲究的“避讳”,其实也就是从道德情感层面对恐惧的一种管理。比如,在我的老家,如果某个人死了,大家一般是不会说这个“死”字的,对寿终正寝的会说某某“老了”,对其他情况去世的一般会说某某“走了”、某某“去了”。这种“避讳”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某种恐惧情绪的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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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通过这种道德情感的潜移默化进行恐惧管理,其效果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面对真正的生命威胁,谁也难以做到慷慨赴死。于是,统治阶层在以情动人的基础上,并施以理服人,也就是用哲学思想来告诉你,没有什么是值得你恐惧的,即便是死亡。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对奔赴战场的战士说,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活着时,死亡不会到来;而死亡到来时,我们已经不在了。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一千年前你没有出生,你为那时的人事哭泣,那你不是个傻瓜吗?一千年后你已经死亡,你为那时的人事操心,那你不还是个大傻瓜吗?意思是,我们活着时,死亡不存在;我们死亡时,我们不存在。所以,我们永远不要为那些不存在的事浪费我们的“恐惧”。活在当下就好,不要“看戏替古人担忧”,更不要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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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价值观、从理论武装上引导人们正确对待恐惧,这基本上是一件“宏大叙事”,它的缺陷是无法全面系统地将芸芸众生千奇百怪的恐惧情绪一网打尽。
 
  有需求,便有供给。于是,这个可以“一网打尽”的工具就出现了,这个工具就是宗教。无论哪种宗教,无不是通过塑造一套神灵或鬼怪系统,让所有人都去恐惧同一套东西,恐惧同一个对象,对恐惧做出同样的解释和反应。可以说,宗教是个筐,所有恐惧都可以往里面装。因为信仰的力量,宗教成为对恐惧管理的集成工具。它试图告诉人们,所有让人恐惧的事物背后,都有神明或鬼怪的旨意。所以只要我们遵从宗教的规则,比如做出忏悔、每日行善、不说谎话、不吃野味、不偷奸耍滑,这些恐惧就会减缓。
 
  爱因斯坦说,恐惧不是被宗教创造出来的,宗教只是把它固化下来,把人类本来就有的对饥饿、野兽、疾病的恐惧,固化成一套统一的解释体系。说白了,就是人生天地间,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只要敬畏“举头三尺有神明”就行了。
 
  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村里没有通电,也没有像样的公路,太阳一落山就是无边的黑暗。你在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在这黑暗的深渊里,一点风吹草动就可以吓得你屁滚尿流、汗毛直竖。我的观察是,越穷的时候、越穷的地方,越容易闹“鬼”。我们这一代接受的“童话故事”,大多是大人们盛夏乘凉时说的那些“鬼”故事。在他们口里,仿佛一到晚上荒郊野外就成了鬼的世界。那时候农村很多人家住的都是土砖砌的茅屋。黑灯瞎火时分,撞见“鬼”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有个堂嫂曾经一到晚上就发疯,以某位死人的口气跟活着的人说话(乡间叫“捆同”),那神情跟大家熟知的那位亡者简直是一模一样。这时,家里人就会请来“收黑”的巫师用桃树枝来“收拾”她。在这些闹“鬼”的过程中,我们这些看热闹的有时就能从堂嫂的蚊帐上,看到一团白光,一个火柴盒大小的人影在那团白光中飘来飘去。类似的场面我在其他地方也见过几次,至今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总觉得那时农村不管谁家发生什么不幸事件,都可以把责任往“鬼”身上推。谁上吊、投水了,就说是谁谁找他做替死鬼了;谁有了疾病,就说是哪个鬼魂缠身了。甚至眼睛里长了东西,总能请“大师”在家边上找到一块石头,说是某个鬼魂压在这里“碍眼”的,只要移开石头,做点法事,眼疾也就好了。
 
  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都相信“鬼”、相信“神”,所以,对一切吃不得的东西、做不得的事情,人们都会用如果你吃了或如果你做了就会遭雷打、死了下油锅之类的话予以恐吓。而当某人遭遇了疾病或灾难,他首先想到的也一定是自己做了什么缺德事。万一实在想不起来这辈子哪里缺了德,他就会想是不是上辈子缺了德。所以,在那个年代,人们尽管活得那么艰难,却很少怨天尤人的,要怨只怨自己没积德、命不好,“我是一切的根源”。
 
  这大概就是心中有“鬼”,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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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为人类心中有了“神明”或者说有了“鬼怪”,社会管理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宗教这套系统框架,从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的协作,塑造了人们的行为秩序,推动了社会治理。
 
  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来源于共同的人生目标,比如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些理想、追求、愿景、目标,是人们寻求协作的源动力。但协作过程中,大家如何同心协力、克己奉公、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开源节流、论功行赏,都必须划定底线、守住红线,不碰高压线。而要保证这些约束机制有效,就需要团队拥有共同的“恐惧”。宗教信仰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公司来说,企业文化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狭义的“宗教”,它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进行恐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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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无神论思想的传播,宗教在恐惧管理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新新人类不再像前人那样信仰坚定,恐惧“恐惧”。敢闯敢试敢干,成了他们的鲜明标签。今天的中国农村,大多灯火通亮,道路宽敞,自然也就没有产生“鬼”故事的土壤了。
 
  于是,大家百无禁忌,许多人只要能升官发财,便不择手段。而一旦没能升成官、没能发成财,人们往往不会从自身找原因,也不会把责任推给鬼神,而总觉得是有人故意为难他,总认为“他人即地狱”“社会即地狱”。而要摆脱这“地狱”的恐惧,他们便用金钱、美女、暴力等等勾当,来驱使“魔鬼”为他“推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胸无点墨,居然可以公然跑官要官的原因。这样的生态里,比的往往不是谁更有真才实学,而是谁更能厚颜无耻。因为无耻的人,总是没有“恐惧”的底线,敢于去围猎他想要的一切猎物。
 
  遗憾的是,许多拥有权力和某种稀缺资源的人,由于失去了对权力和禀赋的恐惧,也便轻而易举的成为围猎者的猎物。
 
  这大概可以叫做人无廉耻,百事可为;心中无“鬼”,百事可“乐”。
 
  大约20年前,《杰克·韦尔奇传》风行一时。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杰克·韦尔奇就任通用公司总裁时演讲的结尾:“此刻我惊恐万状,此刻我满怀梦想。”我想,他惊恐的一定是当下的权力与责任,以及走向未来的方向感与确定性。
 
  现在的国人常常对某些时候出现的紧张的医患关系困惑不解。其实,当我们仔细复盘国人“恐惧”意识演变的轨迹,便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过去,人们由于对死亡无法掌握,所以把它交给了宗教。医生那是救命菩萨,无论救不救得活,人们都不会怪医生,因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现在,随着生命科学与医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金钱本位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人们开始觉得医生一定能起死回生,而且医院收了钱也必须起死回生(因为这相当于是在做一笔买卖)。如果出了问题患者及其家属就不再怨命怨鬼,而是怨医生,他很少首先从病情本身找原因,而是下意识地推测是不是自己红包没给够。
 
  现代社会的很多矛盾冲突都可以从这个案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比如民间与政府、员工与领导,一切服务与被服务、管理与被管理的双方,都适用于这个“场景”。在这样的场景里,别人是一切的根源,管理是一切的根源,政府是一切的根源,金钱和人脉是一切的根源。科学消灭了人们心中无形的“鬼”,而当科学加持金钱后,却让相当一部分人成了有形的“鬼”。碰到他们,那就是活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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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兰克·菲雷迪教授认为,当今时代恐惧存在的方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一是恐惧的对象呈分散化趋势。化用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可以表述为:过去的人们,恐惧都是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各有各的恐惧。有的恐惧房贷车贷,有的恐惧被请去喝茶,有的恐惧公众号文章被和谐,有的恐惧股票被平仓,还有的恐惧情人突然“有了”……
 
  第二个特点,叫做恐惧越来越容易被共享。也就是,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感受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恐惧。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有那么几万人不幸被感染,这在信息闭塞的时代本来不算个什么特别恐怖的事。但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恐惧的“共享效应”可以瞬间无限放大,因而这就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了。
 
  说点题外话,我们的媒体这次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处理的怎么样呢?我认为是适度的。这种“适度”,主要是媒体制造的“恐惧共享效应”是适度的。首先,这么大的疫情,没有一定的“信息当量”不足以引起民众的高度重视,所以央视新闻联播一个多月来几乎每天用30多分钟报道疫情防控消息,这种强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释放了足够的警示信号。但即使这样,主流媒体也没有无限扩大恐慌。用专业的视角来说,信息传播有三个层次: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主流媒体对灾难事件的传播大多停留在“见自己”的层面,有意回避那些惨绝人寰的生离死别,这恰恰是对恐惧共享的合理管控。倒是一些自媒体的传播,过多聚焦于“苦难众生”的微观视角,使亿万网民隔着屏幕一次次哭得昏天黑地,这种强度显然是让“恐惧共享”过了头。如果主流舆论也是跟自媒体一个风格,那整个中国早已是愁云惨雾罩四方了。所以,有些自媒体指责主流媒体“不真实”,有些网民指责某些自媒体“吃人血馒头”,这样的指责都只是盲人摸象。从恐惧管理的角度来看,无论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他们做的都很好。这两股力量的报道组合起来,就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真实画卷。
 
  正是因为现代传媒让恐惧更方便共享化的特性,过去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恐惧管理方式也就落后于时代了。人们被舆论报道的层出不穷的灾难事件所牵引着,担惊受怕的事越来越多了。比如媒体报道某一幢高楼坠落了一片瓷砖或是坠落了一个人恰好砸死了一个路人,可能就会引起某些人的“高楼恐惧症”。还有“下水道恐惧”“游乐车恐惧”等等,都是通过“共享”得来的。
 
  第三个特点,是恐惧作为工具的普遍化使用。也就是,人们越来越普遍的把恐惧作为一种表达手段,作为一种包装信息的方式,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商业目的或管理目的。这在一些企业文化的提炼和一些竞选演说中尤其常见。比如,过去我们鼓动穷人闹革命,会给他描绘愿景,发出号召;西方国家的总统竞选过去也是这个套路。但现在,人们的表达方式普遍从“让我们如何如何”变成了“如果不如何如何,你们将会如何如何”。假如不按公司规定的程序做事,你们将会多么失败;假如不选我当××,你们的未来将会有多么糟糕。这种从希望视角向恐惧视角的转换,正是使恐惧普遍化的一种管理手段。说白了,就是过去说服别人,主要靠美好的愿景(画饼),今天则不能不主要靠吓唬(把饼摆在你面前,但设置吃到它的前置条件)。
 
  我们随便观察一次美国的选举,就能看到竞争双方竟相恐吓的精彩纷呈。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美国人民描绘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其中一条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没有一点点必要的“恐惧”,有时还真难以获得统治阶级的“自由”。
 
  这背后的逻辑正是因为,恐惧是人类最古老的情感,趋利避害的天性使得人们天然地更容易关注恐惧信息并集中注意力。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为了流量、为了吸睛,人们不惜大量使用搞怪、恐惧这类工具。恐惧作为一种叙述视角,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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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恐惧是为了利用恐惧、克服恐惧、超越恐惧。
 
  法国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说,最让我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真实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安全。你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长寿、都富有、生活都更有保障。换句话说,真正造成威胁,值得恐惧的东西,正在变少。但是,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社会整体的叙事风格越来越倾向于恐惧视角,它们塑造出来的恐惧情绪,本身反倒成了新的威胁。它可能会干扰我们的注意力,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
 
  居里夫人也说,人生中没有什么可惧怕之事,只有应理解之事。假如恐惧是一片黑暗,那么当我们点亮一束光,照进这片黑暗,看清其中的一切时,这片黑暗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稍微改改,叫做:人生中没有什么可惧怕之事,只有应该解决的问题。当你专注于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时,恐惧本身,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恐惧是个“鬼”,我们心中的“鬼”。心若光明,“鬼”自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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