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书灯丨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2019-07-02 14:19:35 来源:学习时报
  北大共事,并肩作战
 
  早在北大共事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曾在日本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上有过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思想对话。
 
  1914年11月,陈独秀鉴于对现实的悲愤,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
 
  对此观点,李大钊在其《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行了支持回应,呼吁人民不要放弃爱国主义信念,要提振信心,要“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李大钊还特别指出陈独秀的文章是通过激烈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爱国心”,其文必有弦外之意,因此李大钊撰写这篇文章就是试图“申独秀君言外之旨”。
 
  可见,虽然陈李二人的文章对爱国主义的书写角度不一,但对于爱国主义的追求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成为二人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
 
  陈独秀早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职。
 
  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到任后陈独秀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了北京大学。
 
  李大钊于1916年未等卒业即从日本回国,先主办《晨钟报》,后又担任《甲寅日刊》编辑。
 
  经章士钊介绍,1917年底受聘于北大,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教授。
 
  北大共事期间,陈独秀团结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进入其创办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组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
 
  据当时人回忆,在北京大学期间,陈独秀与李大钊接触频繁,“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
 
  1918年1月初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对编辑方针与编务作出重大调整,采取轮流编辑(主编)制,从第4卷第1号开始,杂志分别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负责编辑,陈独秀负总责。
 
  在陈独秀的团结号召下,李大钊不仅成为《新青年》的轮流主编,也是主要作者之一。
 
  陈独秀提供《新青年》杂志这个阵地,李大钊则积极为《新青年》杂志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
 
  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并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
 
  正是因为《新青年》杂志和李大钊等人的宣传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开始风靡中国。
 
  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消息传到国内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个爱国主义者开始并肩作战。
 
  1919年5月4日下午,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携手发动下,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在整个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密切关注着运动的最新进展,他们不仅积极领导、支持和参加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当北洋政府逮捕32名爱国学生后,他们又努力进行营救并给予行动指导。
 
  他们还呼吁学界、商人、劳工等社会各阶层共同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派北洋政府。
 
  6月11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亲自散发传单。
 
  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入狱,李大钊立即展开营救行动,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场爱国运动的领导重担。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9年9月16日,经过李大钊的努力营救及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北洋军阀被迫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
 
  对于战友的出狱,李大钊以激动与喜悦的心情,当日赋诗云:“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陈独秀出狱后仍然处于反动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
 
  1920年初,陈独秀受邀秘密前往武汉进行演讲,因发表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讲而引起湖北军阀当局的驱逐。
 
  因此,当陈独秀回到北京时,早已收到消息的京师警察厅准备再次逮捕陈独秀。
 
  李大钊获悉此消息后,为陈独秀安全考虑计,在征得其同意后,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
 
  此时,恰逢北方收账时节,于是,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
 
  为了避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钊出面办理。
 
  也就在这辆雇来去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成立之前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经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于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成为必然要求。
 
  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和关注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
 
  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便担负起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重任,李大钊则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高潮。
 
  1925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五卅运动获得胜利,给予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星辰陨落,伟业永传
 
  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奉系势力进入并掌握北京,北方革命形势越来越险恶。
 
  1926年9月,中共中央写信给北方区委,多次催促他们转移至武汉。
 
  李大钊一边为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及时安排大批革命同志出京南下,一边则坚持留守阵地为北伐军打到北京做接应准备。
 
  尽管身边的同志和朋友十分担心李大钊的安危,纷纷劝他早日离京,但李大钊坚定地表示:“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就这样,李大钊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党的工作。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和“京师警察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领300多名反动军警暴力闯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非法逮捕。
 
  李大钊的被捕,举国震惊,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强烈抗议奉系军阀反苏反共的暴行,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立即动员各界力量开展营救行动。
 
  当李大钊得知北方铁路工人组织想通过劫狱营救自己后,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4月28日李大钊等同志英勇就义,壮烈牺牲。陈独秀对李大钊的牺牲十分悲痛,他对自己的战友是这样评价的:“守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
 
  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表达了对李大钊的深深怀念和高度赞扬。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来到重庆江津的偏僻农村,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
 
  对于“南陈”与“北李”的丰功伟绩当时就有人写诗颂扬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1933年,中共北京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行迁葬仪式,在公祭送葬的队伍中,有一副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
 
  作者将“南陈北李”四字艺术地嵌入挽联之中,可见当时“南陈北李”已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盛誉,并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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