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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如何从小渔村变成魔都?每一条道路都蕴含着往事
2019-03-05 11:54:23   来源:丁俊杰看城市   评论:0 点击:

租界以上海为最大,而马路亦以上海为最多,且最讲究。沪上市面之盛,半皆由马路之便也。——《上海市自治志》,1896年刊于《申报》◎今日上
“租界以上海为最大,而马路亦以上海为最多,且最讲究。沪上市面之盛,半皆由马路之便也。”
——《上海市自治志》,1896年刊于《申报》

 
◎今日上海:马路为骨骼,里弄为血肉
观察城市,道路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作为市政的一部分,城市道路的数量和长度极大程度显示城市的发展状况。 如今的上海,辖16区,面积超过6300平方千米,是一座“超级城市”。今人可能难以想象,几百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小渔村。
 
1291年,元朝批准设立上海县,是上海建县之始。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之后,以城外城形式的不断扩张,改革开放之后,又划入大片土地归属上海。道路,正是上海历史最忠实的见证者。
 
这是今天上海的所有道路:
整个上海市区,由黄浦江分隔,分为浦东和浦西。可以看出,路网最密的地方都集中于黄浦江沿岸,而浦西又较浦东更为稠密。
 
这一块正是主城区所在之处,坐落着上海最核心的七个区(黄浦、静安、徐汇、普陀、长宁、虹口、杨浦),因此又被称为“中心七区”。相比之下,广大的“郊区”,路网则稀疏许多。
 
接着,按照道路的长短,赋予颜色。颜色越红,则道路越短;颜色越紫,道路越长。一般来说,城市中集聚的短路,多数意味着社区、巷弄等。如果一个区域只有很长的道路,则很可能缺乏烟火气。
着色之后,中心七区显现的更加明显。大量的短路分布在浦西地带,连接成片,指向上海真正的繁华所在。
 
将视线聚焦于“中心七区”,再次分析道路长短。可以发现,短路又最最集中于沿江的腹地,以及浦江北岸的个别区域。大量的弄堂和小社区,构筑出了一幅奇特的地理景观,也指示着其中埋藏的历史轨迹。同时,外环高速再次切割了中心城区,外环之内的这一块腹地,正是“上海中的上海”——狭义的“老上海”所在。而成都北路和延安高架,又组成了一组十字形的路网,将老上海切割成四个象限、多样生态。

 
此外,道路的连接方式也十分有趣。如果将路的汇合处当作一个节点,我们可以分析出节点的枢纽程度。同样,颜色越红,代表枢纽性质越强,四通八达;颜色越紫,则枢纽性质越弱,比较封闭。围绕老县城四周的区域像黄浦区和静安区,交通相对更为发达。
 
在对节点着色之后,隐隐已能看出路网如何互相勾连,而道路又如何作为城市的骨骼存在。
最后,再将节点的颜色赋予道路,纵贯城区的高架路和环线(橙色道路)立刻显现,它们将中心城区再度分割成几块。而之前分析过的“短路聚集区”,在此也显得较为封闭(呈现蓝紫色)。
道路数据,让我们得以最宏观的检视这座城市,分辨它的经络、凝视它的历史。
 
而要研究上海路网的形成轨迹,近代时期的开埠、以及租界的设立,就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环。
 
◎租界风云:七条马路开启的“国中之国”
 
位于黄浦江下游的外滩,是英国人最早登陆的地方。签订《南京条约》的次年,英国首任驻沪领事抵达上海约定开埠,盖章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封建被撬开一个口子,打上殖民的烙印。此后,十里洋场渐兴。
 
租界始于1845年与英国签署的《一八四五年上海土地章程》,在百年内不断扩张,并成为“国中之国”,它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之外,是耻辱的象征,被迫植入西方城市管理理念和制度,却又意外开启现代城市之路,为上海成为国际都市埋下伏笔。
最初租界南端为洋泾浜,是近代上海进入闹市的通航河道,也是华洋分居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分界,1849年法租界成立后,又成为英法租界的分界河。1915年,洋泾浜填平为路。改革开放之后,又建成“延安路高架桥”。由一条河,变成一条路,又成为一条高架路,这不仅是一条路的历史,更映照一部城市的发展史。
 
1854年,英租界将“码头道路委员会”改组为“工部局”,成为租界市政权威机构,公共租界成立后,原则上确定以中国省名为南北纵向马路名称,如四川路、江西路等;以中国省以下地名为东西横向马路路名,如苏州路、南京路等。
铺设中的马路与中国农民(1900年)
 
时值今日,上海的道路命名依然保留了工部局这一特色。根据OpenStreetMap的数据,除去无名称的道路和巷弄,上海中心城区共有1555条道路。经统计,这些道路中,以“省”命名的有55条,以“城市”命名的有233条。“省”连东西,“市”贯南北,上海的街道摊开,俨然成为一张清晰的中国地图。
这些道路最初的命名看似毫无规律,实则使用的省市(县)名主要是英美势力所及的长江流域地名,从南京路到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注:五马路可能出现了广州和广东的混淆,英文的“canton 兼有两者之意”),无一不是强迫中国清政府开放的通商口岸。
 
例如,南京路作为英国人向上海纵深推进的第一条路,其命名灵感来源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也是从这个条约开始,英国人获得在华五口通商自由,获得建立居留地的特权。如此贴上中国标签的命名法,是“入乡随俗”,也是“鸠占鹊巢”。
1900年的南京路
此后,人们习惯将南京路称作“大马路”,这里也成为上海最早的商业街。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聚集于此。还有老凤祥、亨达利、张小泉等数以百计的特色店。
向南排布的几条路,则依次是二马到七马路。二马路(今九江路)以银行业为最盛,曾被称为“东方华尔街”。三马路(汉口路),是著名的“报业街”,坐落着《申报》等报馆,实为新思想之萌发地。四马路(今福州路)曾经有着上百家出版机构及文化用品商店,素有“文化街”的雅称。五马路(今广东路)则一度是戏院、茶馆、青楼业聚集的中心。六马路(今北海路)曾为上海的第二跑马道,旁边则为供富人娱乐的跑马场。七马路最初只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1915年被填平,并着两岸原有的小马路一起,修建成为了全上海最宽阔的马路。
 
1926年,上海外滩及七条马路附近的地价
七条马路建成了,更多的道路修筑了,工厂拔地而起,商店琳琅满目,卖报小童东奔西走,跑马场洋人如织。电影海报,印有上海佳媛的日历,开张大吉的花篮,大减价的横幅......这个时期的上海,像被注入鸦片一般,满眼兴奋,脚下似有无数条路,琅琅闯闯向前急奔。
 
在这个野蛮生长的租界里,满是冒险家的乐园,疯狂的金钱游戏和纸醉金迷的夜夜歌舞。留声机里周璇的四季调子从春数到冬,挑的是好景致,讲的都是好故事,殊不知,这座自荒滩成长起来的新城,霓虹仅是它的皮囊,战争可以摧毁皮囊,但资本依旧维系着筋骨。
日渐繁华的外滩(1933年)
 
在这一区域,外商企业与日俱增,尤其是早期的金融、进出口类企业 ,更是密集的扎堆在七条马路及外滩周围。各国资本竞相追逐,上海滩日益熙熙攘攘。
 
根据现存资料显示,1843-1949年,上海共计出现过35个国籍2748家洋商企业。 早期登陆上海的,仅有几家“吃螃蟹”的英商。随着国门大开,外资在1860年代后纷至沓来,形成小高潮。这一时期,英国资本占据绝对主力。及至1900年后,美资开始发力,增长迅速,尤其在1920年代盛极一时。到1930年代,俄资、日资大量进入。抗战全面爆发后,其他国家相继撤出,唯日本势力急剧扩张。此后,尽管国民政府努力招商引资,外资小有回暖,但已不复当年盛况。
从总量上看,日资、英资最多,俄(包括苏联)、美次之,而较早进入中国的法德,势力却并不强。可以说,一战后日资的快速涌入,改变了原本的列强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被日军控制,这部分后被称为“公共租界日本区”,人称“日租界”。大马路到七马路的租界核心地带,也出现了诸多日本商贾及居留者。
1941年的租界区,沿江出现了更多的日本人居住地
 
事实上,外商势力的增减,也间接反映了侵略者们在华利益的较量。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长达三十余年,直到1943年,日本为做出跟中国“友好”的姿态,把租界“交还”给汪伪政府,而美国因太平洋战争同中国处于同一阵营,英美也表示将租界交还中国,尽管此时租界并不被英美所掌控,而所谓交还,也不过一种争取国际舆论的表态。无论如何,租界名义上又回到中国人手中,而真正被中国人管理,则是1945年日本战败。
 
◎租界风云:黄浦路-老上海的“东交民巷”
 
除了大量的外商企业,各国也纷纷设立领事馆,主要集中在黄浦路一带,便于管理当地侨民事务和对华事务处理。借助天然的地理优势,且进出县城方便,外国列强纷纷割地为据,试图在对华利益上分得一碗羹。
 
从1845年11月设立租界,至1943年8月汪伪政权“收回”,历时近百年的上海租界史宣告结束。而这百年租界史,不仅仅是一部屈辱史,更是一部发展史,繁华于表面,耻辱于内里。
 
从华洋混居到华洋分隔再到华洋杂处,租界的发展,使得上海开始接受先进的市政管理,建立现代工厂制度,用技术革新撬动城市高速运转,成为国际都会的典范。但这背后,却也充斥着被战争摧毁的家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羞辱和无数国人反抗的鲜血。
 
从一个小渔村到赫赫有名的魔都,从囿于城墙之困的水滨小县到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上海于钩沉之中寻找发展的无限可能,道路也恰恰正是这些往事的集合。
 
可以说,正是这一段租界的历史,为上海市区路网及城市框架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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